中国古代割据四川的十个地方政权盘点

四川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在我国历史上受到的战乱较少,但每逢乱世也容易被地方势力所割据,是我国历史上割据政权最多的区域之一。


古代四川容易割据,首要原因是四川独特的位置,北依秦岭,南靠三峡,可以说“插翅难飞”中国版图上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地。蜀地,背靠青藏高原;秦巴山地横亘其北;巫山分布其东,折向东南,经大娄山而与青藏高原相接,形成封闭完整的盆地。四川盆地通往外界只有两条道路,向东到达重庆,延长江可以到达襄阳地区,往北越过巴蜀山和秦岭到达关中。

自古以来,都有蜀道难的说法。整个四川盆地,就是在青藏高原、大巴山、华莹山、云贵高原环绕之下形成的。四周的山脉蜿蜒曲折,而且高差大,山中还有大量河流穿过,在缺乏开山铺路技术的古代确实是道路艰险。

正是因为蜀地这种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每当有乱世来临时,蜀地都能成为躲避兵乱的世外桃源。东汉末年的乱世,刘璋、刘备先后在蜀地割据;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巴氐人李特在蜀地建立成汉;唐末天下大乱时,王建封锁剑门,又在蜀地割据一方;明末、民国时期,巴蜀又是割据状态,可以说每逢乱世,蜀地必然割据。

尽管敌人入蜀不易,蜀人想出蜀地亦不容易。蜀地四周的地理单元,分别是关中、江汉、云贵和藏区,其中云贵和藏区不属于传统汉地,在古代基本被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自然环境恶劣,从蜀地很难前往这两个地区发展。那么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则是蜀地政权扩张的唯二选择。关中平原在宋代以前一直是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联通蜀地和关中的通道除了部分地段可以借助水道外,主要是陆路联通,除了刘邦趁着关中空虚,采用韩信计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外,没有人能够成功北伐。而联通东侧的江汉平原,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构想过,也实践过,刘备在从荆州入川时,是在与刘璋没有冲突的情况下进入的,走的是长江水道,等到夺取益州时,则是沿金牛道南下攻取的成都。长江上游落差极大,再三峡工程修成之前通航能力很差,一旦在川东鄂西地区设防的话,是很难打穿的,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就在这一地区寸步难行。因此江汉平原和四川盆地可以被看作两个独立的地理单元,相互之间很难形成沟通。

?而巴蜀,和陇西、朔方、辽东和岭南则构成了最外围的一圈地理单元。这些地区尽管能够割据,但由于远离中原,且有大山大河的阻碍,而且能够供养的人口规模相比于中原地区还有差距,因此只能在乱世趁乱割据一方,但最终免不了被统一的大势。

其次四川的粮产丰富,是个富庶之地,虽说四川是山区之地,但是四川盆地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粮食产量那也是大的惊人,境内,长江及其支流呈向心状汇入盆地底部,东流出川。江河冲积,形成肥沃的平原,宜于农业生产。地多盐井,地产丰饶,号为“天府之国”。古代打仗行军的粮草多半来自四川,有了充足的粮食供应。

川人的性格。四川人以火辣著称,他们富饶的土地,是的他们安居乐业,自娱自乐,没有扩张领土的欲望,所以使得历史上多次被他人割据占领。蜀地于南北对峙时战略地位至为紧要。南方占蜀,可得以保全;失蜀,则岌岌可危。几次北对南的统一战争,都是北方先占据蜀地。

朝代更替,四川频繁被割据两汉之后公孙述的成家政权,东汉末年先后被刘焉、刘璋父子割据,后又被刘备建立的蜀汉占领,西晋末年被李特、李雄父子占据,成立政权,东晋末年焦纵成为成都王,元末被徐寿辉占领,建立夏政权,明末张献忠政权。这些都是四川地方性政权,领土没有扩张。

巴蜀地形复杂,相对封闭,难进难出,攻取不便,这些都注定了包括最早的古蜀国、后来的刘邦、三国的刘备、十六国的成汉、五代十国的前后蜀,明末的张献忠。除了早期的刘邦以外,其他的政权割据时间皆不满百年,而且所控制区域基本局限于四川盆地地区,只能固守一方,而无法实现统一。那么为什么蜀地的割据政权难以长存呢?

割据四川的地方政权

那么,自秦建立大一统王朝以来,割据四川的地方政权:

项羽灭秦后分封各路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封地为巴郡、蜀郡及汉中。公元前206年,汉王刘邦挥军东出,开启了楚汉争霸的序幕,至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四川统一全国的四川割据政权。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蜀郡太守公孙述建立割据势力,并于公元25年于成都称帝,国号“成家”,年号龙兴。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光武帝派兵征讨,到36年,成都被吴汉所破,成家灭亡。

东汉末年,刘焉、刘璋父子割据四川,公元214年被刘备所灭。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进位为汉中王。公元221年曹丕篡汉后,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年号“章武”,史称“蜀汉”。公元263年,蜀汉被曹魏所灭。

西晋末年,由于天灾,氐族首领李特率流民进入四川。他们入川后遭到了当地官吏的强制遣返,李特率流民在绵竹起义,公元303年李特之子李雄攻下成都,建立成国,后改国号为汉,公元343年被西晋恒温所灭。

公元405年,谯纵在成都自立为成都王,建立割据政权,辖境包括四川盆地大部,公元409年,谯纵被后秦封为蜀王,至公元413年谯纵兵败被杀,其所建立政权史称谯蜀。

唐朝末年,西川节度使王建逐渐占据四川,后又取汉中,公元902年被封为蜀王。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后,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至公元925年被李存勖所灭。

前蜀被李存勖所灭后,后唐发生内乱,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于是自立,并吞并东川占据全蜀。公元934年,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公元964年,后蜀被宋所灭。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明玉珍于1363年在重庆建立大夏国,占据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等地。公元1371年,大夏国被汤和、傅友德所灭。

明朝末年,张献忠进入四川,并于1644年于成都称帝,建国大西。1646年,张献忠在与清军作战中战死,其义子孙可望继任,自称国主并转战贵州、云南,后奉南明为正朔,公元1657年,孙可望投降清军。

割据巴蜀的政权为何很难统一中国?

离天堂太近,离核心太远



汉中地区在元代才划归陕西,而它在地理、文化上更接近四川盆地,所以在没有特指的情况下,文中的巴蜀主要包括四川和汉中。

巴蜀地区北有秦岭天险,东以巫山、武陵山地为门户,西南两面背倚横断山脉,山川险阻,易守难攻,是历代军阀势力割据称雄的「风水宝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是站在中原正统王朝的立场而言。

中原军阀势力干戈纷纭之时,蜀地因偏居西南,远离战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蜀国的优点是闭塞,缺点是过于闭塞,巍峨险峻的秦岭、大巴山难以逾越,七百里三峡曲折绵长,敌对势力难以直捣黄龙,但反之,蜀地政权想要干涉中原事务也鞭长莫及。

左右出击,左右为难



蜀地政权如果想问鼎中原,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一个方向是顺长江东下,出三峡、据荆州,然后北取南阳,即可监临中原;另一个方向是北出蜀道,夺取关中形胜,可令中原仰承鼻息。

在古代,通过水路运输人马辎重远为快捷方便,顺江东下不仅节省力役,更可「朝发夕至」,大大提升部队的机动力。

如此看来,占据四川盆地,以高屋建瓴之势由长江水路东略江汉、进而虎视天下不失为制胜之策,秦国破楚国郢都以及西晋灭吴都采取了这一路线,但以上成功案例都是在同时控制了北方与巴蜀地区,对长江中下游形成半包围态势的前提下,多路并进、左右夹击才取得了势如破竹的进展。

长江水道两岸雄峙的山峦不仅是进蜀的屏障,出蜀同样要突破这一险阻。夷陵之战中,蜀军一开始顺流东下,锐不可当, 但因为吴军坚守不出而被阻遏在夷陵山区,两军相持不下,最终吴军以「火烧连营」之计迫使蜀军狼狈而归。

「吴为天下之首,蜀为天下之尾,而荆楚为天下之中,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沿长江一线,自西至东是上游的巴蜀、中游的荆楚、下游的吴越三大地缘板块。

对于处在中间的荆楚地区,不仅巴蜀能够染指,下游的吴越也以之为唇齿相依的屏障。荆楚地区控有天下通衢,东西衔接巴蜀与吴越,南北控扼中原与潇湘,既是灵活出击的用武之国,也是腹背受敌的必争之地。如果没有足够实力,即使能够勉强占据该地,也很难自如地施展拳脚。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谋划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霸业征程。

公元214年,刘备入蜀夺取益州,孙吴政权感受到来自上游的压力,第二年便向刘备索还荆州,刘备却推托占有凉州之后再议,孙权即命吕蒙率军占领了长沙、桂阳、零陵三郡。

刘备随之统兵东下,却因为曹操用兵汉中而主动向孙吴议和,约定以湘江为界划分荆州,冲突暂时搁置下来,但孙吴的顾虑却未得到缓解。

公元219年,刘备从曹军手中夺取汉中,并向汉水下游进取,作为呼应,关羽从荆州江陵出兵围攻樊城、襄阳,攻势凌厉,曹操竟有迁都之意。但在曹魏与孙吴的暗中交易下,吴军趁关羽抽调守军支援围城之隙,偷袭江陵,致使关羽兵败被杀,而刘备所占的荆州也全线失守。


东线战略似易实难,那能否通过开拓北线战场而获取优势呢?

自从秦国南取汉中、巴蜀,最终横扫六合,秦蜀地缘联合体的战略意义开始彰显出来,后世刘邦创立基业、李唐开启盛世都是通过整合关中、汉中、巴蜀,获取丰足物资,以之为坚实立足点,借助有利地缘环境,从容进退,独步天下。

汉初七王之乱之所以没能撼动王朝根基,与巴蜀全境实行郡县制,营造了稳定的大后方关系重大。如果失去巴蜀辅弼,关中盆地作为「帝王之资」必将大打折扣。

由此观之,作为盘踞四川盆地的诸侯,北取关中,整合秦蜀,也许可以稳操胜券。历史上刘邦就是由汉中向关中杀出一条帝王之路,但最终修成正果的也仅此一次而已。

秦汉之际,楚怀王与起义诸将约定「先入关者王之」,刘邦抢先入函谷关,理应分封关中之地,西楚霸王项羽却借口「巴蜀亦关中地」而封刘邦为汉中王,领有汉中、巴蜀,都南郑。

后来趁着项羽平定三齐之乱,刘邦北定三秦,当项羽由于诸侯纷争在东部战场疲于奔命时,刘邦羽翼渐丰,获得与之抗衡的实力,并最终取而代之。

后来三国的蜀汉意图效仿高祖故事,却长期在秦岭一线与曹魏拉锯而没有实质性进展,最终坐以待毙。这既与天下形势发生变化,蜀汉面临的敌人更加强大有关,也因受限于地缘环境所塑造的「宿命」。

虽然同是「四塞之国」,关中「左函谷,右陇蜀,北有胡苑之利,南有巴蜀之饶」,阻山带河而四通八达,地处边缘又紧邻中原,战略腹地广大,与其他地缘板块联系紧密,当与巴蜀进行抗衡时,能迅速得到来自周边的补给。

而四川盆地的西南两面都是异族盘踞的山地、高原,在农业社会没有太大价值,也就是说四川盆地割据势力东、南、西三面的发展空间都受到了限制,唯有北伐或可见证奇迹。


姑且不论北向出川所面临的蜀道之难局限在四川盆地的势力还必须首先统合汉中盆地,汉中盆地不仅是出川要道,也是巴蜀北部边防的命门。

恃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从防守上来说,巴蜀虽有山河形胜,但从外部战略态势或其内部防御体系来考虑,不仅主动出击受到牵制,即使是偏安一隅也难以如愿。

巴蜀地区物产丰饶,是令各方势力垂涎的肥肉。对于南方政权来说,「东南立国,倚蜀为重」,巴蜀在江南上游,是抵抗北方势力的重要堡垒。而对北方来说,获取巴蜀也就可以打破南北平衡;而如果南北合一,蜀国更将两面受敌,不堪一击。

由于蜀国东有三峡水道,北有川陕通道,南北势力对之都有所觊觎,巴蜀地区在东北两个方向都有被侵扰的风险,也都有被攻破的纪录。秦灭巴蜀、曹魏灭蜀借由蜀道,东汉破公孙述、刘裕讨谯纵溯江而上,大明剿灭明玉珍则是双拳出击。

四川盆地看似很大一块,但农业集中于2万多平方公里的川西平原上,内部核心区域单一,缺乏战略纵深,加上蜀地政权过于倚重天险,在内部额外构筑严密防线也不太经济,所以往往在天险被突破后,巴蜀之地全面崩盘。

公元263年,曹魏兴兵灭蜀,由于汉中防御体系措置不当,被魏军轻易突破,随后直取剑阁,但屡攻不克,后来邓艾率精兵从险绝异常但无人把守的阴平道奔袭蜀国腹地,蜀国军民望风而降,一战而溃。

大致以重庆为顶点,四川盆地内大小江河辐辏而至,形成扇形。而西进敌军一旦突破瞿塘关,即可溯流而上,进入盆地各个角落。其中分别流经成都东西的内水岷江、外水涪江则为敌军长驱直入、左右夹击成都提供了便利通道。

东汉初年,汉军沿江西上讨伐公孙述,岑彭分兵牵制蜀军主力,自率大军溯岷江绕到成都后方,与成都仅有十里之遥,被公孙述惊为神兵天降。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由于与孙吴结盟,大大缓解了东部防御压力,也因此在诸多蜀地割据政权中享祚最久。

巴蜀气候宜人,资源丰富,即使内陆稀缺的盐也由于古蜀海的恩赐而取用不竭。加上地理的闭塞性,使得蜀地政权缺乏向外扩张的动力,有诗云:「朝廷不用忧巴俗,称霸何曾是蜀人」。

蜀地闭塞且地域有限,诸侯征伐不如中原激烈,在其中建立的政权往往缺乏大浪淘沙般的历练,而优越的资源条件也不苛求统治者的雄才大略,也就是说「容错率」较高,既能为刘邦、刘备这样的雄主提供逐鹿天下的资本,也能容纳刘禅这样的庸碌之君优游其间。

即使开国之君深谙创业辛苦,能够励精图治,庸碌的后继之主也鲜有从内部淘汰之虞。当身经百战的中原将士,如狼似虎般杀入盆地时,以区区之蜀很难抵挡。